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洗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罗马人而言，洗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日常的娱乐和消遣，公共浴场更是不可或缺的社交场所。

　　人类学家早就指出，宗教中对圣洁和污秽的界定与世俗的洁净和肮脏并不必然对应，仪式中的洁净是一种象征性表达。世俗观念看来污秽的东西，在宗教仪式中往往被奉为圣洁，仪式性的净化与身体的洁净本身并非一回事。从第三世纪起，基督教思想中出现了对洗浴的明确反对。洗浴被视为一种享乐行为，会激起人的欲望，是对灵魂有害的行为。到五世纪，肮脏甚至被赋予基督教的神圣性。

　　著名的圣徒保拉（Saint Paula，约三四七至四〇四年）是伯利恒修道院附近一所女修院的院长，她曾警告她的修女说：“干净的身体和干净的衣服意味着一个不干净的灵魂！”一些修道院允许修士每周六洗一次以苦修为目的的冷水浴，只有生病或年纪大的人才被允许洗热水澡。

　　十五~十七世纪，公共澡堂男女混浴带来道德堕落，瘟疫借助洗浴蔓延，澡堂因此遭到谴责并关闭，私人洗浴也因对疾病的恐惧被排斥，人洁净的准则发生明显的变化。有关洗浴这样的日常生活的历史，看起来琐细，其实正得以窥见身体的社会属性和时代、文化观念的演变。据说贵为君王，而且是作为十七世纪时尚风向标的君王，路易十四闻起来却臭气熏天。

　　从记述和已有研究来看，十六、十七世纪法国盛行的健康观念对洗浴确实抱有一种敌意，凡尔赛宫里专为路易十四修建的浴缸使用次数也的确有限。

　　现代卫生观念中所谓“洁净”是一个由表及里的概念，不仅外表要整洁，身体本身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但这一概念与路易十四时代的洁净观相去甚远。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在《洁净与危险》中所言：“我们关于污垢的观念由两个方面构成：讲究卫生和尊重传统。当然，随着我们知识状态的变化，讲卫生的规则也会变化。”

　　在后现代史学的阐释框架中，身体常常与政治和权力捆绑在一起。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关注的是对生命、健康、卫生、寿命、出生率等人口因素所实施的治理技艺，以此来揭示十八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合理化框架，他将身体更多地视为“权力的对象和目标”。

　　以身体史研究闻名的乔治·维伽雷罗（Georges Vigarello）则试图揭示身体的社会属性，在他看来，身体的历史也是一部社会史。身体的洁净，无论关注的是身体本身，还是身体外在的穿戴，即外在的物质性，首先是由社会领域来界定的，“所有外在表征施于身体的限制，勾画着身体的表象和轮廓，也揭示着它的内在机制”。

　　十三世纪意大利的医生锡耶纳的阿尔代布朗丁（Aldébrandinde Sienne）在他的医学论著中指出，无论温水洗浴还是冷水洗浴都是对健康有益的，尤其是热水浴“有助于排出大自然潜藏在人体内的污秽”。

　　公共澡堂消失的原因之一在于澡堂在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中充当着破坏者的角色。中世纪的澡堂中男女混浴的现象比较普遍，加上卖淫和偷情，澡堂往往被道德学家视为腐化堕落、犯罪丛生之所。

　　公共澡堂消失更重要的原因与瘟疫时期对“接触”可能传播疾病的恐惧有关。十四世纪黑死病的大规模肆虐过去之后，欧洲的地方性瘟疫几乎从未间断过。一五六二年的巴黎瘟疫死亡人数多达二万五千人。根据一六三一年《法兰西信使报》的报道，一六二八年里昂瘟疫仅八月到十二月间死亡人数便高达六万。

　　时，接触往往被视为首要威胁。为了切断瘟疫扩散的链条，禁止疫区的人与外界接触自然成为主要的防控手段。与此同时，受瘟疫之苦的城市内部也会颁布各种社会卫生限令，限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还会出台有关个人卫生的“建议”，譬如取消所有的社交接触，减少可能将身体暴露于空气中的行为。

　　出于相同的顾虑，学校、教堂、澡堂和浴室也会被关闭。早在一三四八年黑死病传到法国北部之时，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便责令巴黎大学医学院调查瘟疫散播的源头。

　　著名的王家外科医师昂布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便警告说：“应该避免去澡堂或浴室，因为人从里面出来的时候，肌肉和身体是松软的，毛孔是张开的，受鼠疫污染的蒸汽会迅速侵入人的身体，甚至会使人暴毙。”

　　各地此起彼伏的瘟疫和流行病，使得类似的观念和禁忌得以推广。十七世纪一本《瘟疫预防与治疗简论》（Bref discours de la préservation et cure de la peste）的书中写道，让身体发热，“就如同敞开门让有毒的空气一下子侵入人体内”。

　　随着人们对瘟疫和疾病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水的恐惧也慢慢的变普遍，导致家宅内的私人洗浴行为也受到排斥。甚至有的人觉得，抵御瘟疫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洗澡，让脏东西把毛孔覆盖起来，以免有害化学气体侵入。

　　法国历史人类学家阿妮柯·勒格雷（Annick Le Guérer）在论及气味与瘟疫之间持久交织的关系时，提到法语中的“empester”一词。从词根peste（瘟疫）而言，其原意是“传播瘟疫”。

　　到十六世纪，它的另一重含义更加突显出来，即“发出臭味”“使染上臭味”，后来该词的原意反而很少再用。正因为腐烂物和恶臭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疾病和瘟疫之源，在瘟疫肆虐的年代，对其源头的追溯使得气味所具有的力量在集体想象中被无限放大。

　　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微生物学的发展和路易·巴斯德大力倡导疾病细菌说之后，我们才真正了解瘟疫的罪魁祸首原来是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病菌在作祟。

　　其实人类很早就认识到香料具有防腐作用，是腐烂物的克星。既然是腐烂物的臭味污染了空气，使人体生病，那么使用香料可以驱散臭味，净化污浊危险的空气，防止瘟疫传播，保护人体的健康。香料的防疫和洁净功能在十六、十七世纪被进一步强化，扑香粉、搽香水因此构成新的清洁卫生准则的一部分。

　　路易十四一生只洗过一次澡？虽然不常在凡尔赛宫的浴缸洗澡，但路易十四始终遵循十七世纪的清洁卫生准则。他每天早上起来都会以干洗的方式，用酒精或白兰地浸泡过的毛巾擦拭脸和手，一般在小起床礼时进行。打猎或者打完球回来，国王会简单洗漱一下，然后换上干净的白衬衣。他每天至少要换五次衬衣。路易十四年轻的时候常去巴黎的澡堂，一六六一年亲政后也会偶尔光临。此外，路易十四和他的祖父亨利四世一样喜欢游泳。从年轻的时候起，每到夏天他会去塞纳河游泳。侍从们会“选一处河水干净可以洗浴的地方”，在水边支上一顶帐篷，“国王可以在里面更衣”。

　　按今天的卫生观念来看，路易十四可能确实不那么干净，但如果按近代早期的洁净标准，他无疑是那个时代讲卫生的楷模！正是路易十四的宫廷引领着当时的清洁卫生准则和服饰装扮的潮流。

　　真正让中世纪的欧洲人再度回归浴室，享受洗浴带来的乐趣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被称为“哈马姆”（hammām）的土耳其浴室被引入欧洲。哈马姆实则受到延续自罗马的拜占庭早期洗浴文化的影响。罗马时代被废弃的浴室或温泉浴场得到重新修缮，有些改成带蒸汽浴室的哈马姆。到十三、十四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城市都建有公共浴室。一二九二年巴黎城的税册上登记有二十六个开澡堂的纳税人，店主们还组建起澡堂同业公会，与巴黎市政官员一同监管公共澡堂的经营、定价和安全性问题。

　　图卢兹的公共浴室集中在今天加龙河边的图尼桥路上，十三世纪时这条路被称为“达尔巴德澡堂路”。十四世纪的伦敦至少有十八个公共澡堂。公共浴室在德国更是特别受欢迎，早在十字军东征之前，蒸汽浴室便经由北方传入到德国。

　　在维伽雷罗看来，尽管受瘟疫的影响，十六、十七世纪用水洗浴的行为不多，但有关清洁和装扮的标准却在提高。清洁卫生观念被前所未有地社会化，通过内衣外露、服装和外表的整洁和装饰反映出来，同时也通过这一新的洁净准则确立起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区隔。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大规模的瘟疫在法国慢慢地减少甚至消失，加上医学知识和健康观念的发展，洗浴才以新的方式重新回归日常，不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是缓慢且渐进的。

　　一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人们才开始慢慢的变多地讨论热水浴的清洁功效，认为毛孔堵塞会影响人体与外界的气体交换，对身体健康有害。从清洁卫生观念的演变能够准确的看出，洁净是文明进程形塑身体感知的一种反映。这一演变过程也是对人的行为举止加以打磨，私人空间日益扩大，自我约束慢慢地增加的历史，同时也体现出对身体本身日益精细的关照。

　　洁净准则的变化实际上体现的是不同时代的观念和文化差异。十六、十七世纪与今天的法国人和欧洲人在观念和文化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同样，中国和东亚与欧洲或世界别的地方也是如此。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即便去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社会文化的差异仍是客观且真实存在的。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学会以“了解之同情”、包容的态度看待他者，或许是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最基本的素养。历史研究如此，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