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法国还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路易十四。这位以太阳自比的君主毕其一生都在追求国家的强大和王者的荣耀，为法国留下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王权。但在其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的专制统治下，法兰西的『旧制度』也渐渐走到了尽头。

  17世纪的法国迎来了两位忠心耿耿又兢兢业业的主教——黎塞留和马扎然。同是面对贵族作乱的危局，二人都始终以维护王权为己任，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17世纪的法国还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路易十四。这位以太阳自比的君主毕其一生都在追求国家的强大和王者的荣耀，为法国留下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王权。但在其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的专制统治下，法兰西的“旧制度”也渐渐走到了尽头。

  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之下，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往往与统治者的自身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当一位强大的统治者去世，而后继者又较为懦弱的时候，人亡政息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亨利四世遇刺身亡后，继位的路易十三年仅9岁，担任摄政的玛丽王太后又软弱无能。主少母弱，毫无政治眼光的王太后将国家大权交给了自己娘家的意大利人，这批以孔奇尼为首的意大利贵族贪得无厌，几乎将亨利四世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库财富挥霍一空。王权孱弱、外戚干政，曾经被亨利四世下去的法国贵族们又蠢蠢欲动，企图借机恢复被剥夺的封建特权。

  公元1614年，在贵族们的要求下，三级会议召开，贵族们希望以此为工具来迫使国王让步，为自己谋取利益。三个等级按惯例分别开会，其中贵族和教士要求废除对第三等级有利的卖官制度，第三等级的代表则提出废除封建特权和禁止教会干涉国政的诉求作为回击。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最终没能达成任何协议，贵族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而王权反而在各方势力的冲突中左右逢源，得到了一定的强化。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被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最无情的政治家”的黎塞留慢慢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以敏捷的思维和雄辩的口才给当时的与会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黎塞留出生在一个法国贵族家庭，其父曾任亨利三世、亨利四世的卫队长，在国王身边参加了雨格诺战争，深得信赖，其家族也因此享有推荐一位主教的权利。受其父影响，黎塞留早年曾想投身军旅，但为保住家族的主教职位，他毅然投入教会。在被封为主教的那年黎塞留只有21岁，距法定年龄还差2岁，为此他隐瞒年龄，赶赴罗马，在教皇面前以娴熟的拉丁文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在得到教皇的正式任命后，黎塞留才坦白了自己的年龄并请求教皇宽恕，教皇只得应允，无奈地感慨道“该年轻人往后必将成一大无赖”。

  公元1614年的三级会议后，黎塞留得到了当时王太后面前的“红人”孔奇尼的赏识，被引荐给王太后，开始步入仕途。公元1617年，准备亲政的路易十三不满孔奇尼的专权，派人将其刺杀，黎塞留一度受到牵连，被迫出走。流亡期间，他撰写了《保卫天主教信仰的主要原理》一书，被时任教皇擢升为枢机主教。公元1619年，由于成功地调节了路易十三与王太后之间的矛盾，黎塞留得到路易十三的信任，重新再回到国王身边效力，在5年后进入王国枢密院，从此担任路易十三的首相长达18年之久。

  路易十三本人体弱多病，纵使内心豪情万丈，但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务也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他给予了黎塞留以极大的信任，授予他协助甚至代替自己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权力。而黎塞留也十分感激路易十三的知遇之恩，在其担任王国首相期间一直殚精竭虑，为法国的发展出谋划策。在总结其一生政治活动的回忆录《政治遗嘱》中黎塞留提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国王荣耀。”纵观其18年的首相生涯，黎塞留确实在全力为实现这两个目标而奋斗。

  要“使国王崇高”，就要强化在路易十三统治早期一度遭到削弱的王权，在法国建立起绝对主义君主专制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黎塞留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时飞扬跋扈、蓄意谋反的封建贵族。当时的贵族们往往在自己的领地上筑有堡垒，豢养家兵，以此来割据一方。为铲除这一威胁，黎塞留在公元1626年以国王的名义颁布了一道法令，命令拆除法国领土上除边境地区以外的全部堡垒，并规定此后任何新建的私人宅邸都不得配备防御工事。这一法令给贵族势力以沉重打击，他们也因此怀恨在心，密谋派人暗杀黎塞留。黎塞留提前知晓了他们的阴谋，为震慑这些图谋不轨的叛逆者，他毅然将多名身居高位的公爵打入大牢，并诛杀了其中的夏莱公爵。

  黎塞留的铁腕手段一度使贵族们有所收敛，但当他们得知了王太后对黎塞留的不满后，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阴谋集团，包括王太后玛丽、王后“奥地利的安娜”、王弟加斯东、掌玺大臣马里亚克等一批王公显贵都去参加了，力图将黎塞留置于死地。公元1630年，王太后借机向路易十三哭诉黎塞留的恶行，要求将其罢免，路易十三碍于母亲的面子，不得不聆听王太后的指责，此时黎塞留走了进来，恭敬地说道：“太后好像在指责我？”正当路易十三准备安慰黎塞留时，王太后突然发作，大声斥责路易十三为了下人而不顾母亲。面对混乱的局面，无奈的路易十三只能借故溜走，并很快召见了黎塞留，路易十三郑重地对黎塞留宣布：“朕需对我的国家负责，而不是对我的母亲负责。”得到了国王的信任，黎塞留很快采取了行动，结果王太后被流放、掌玺大臣下狱、王弟受到了国王的严厉批评，贵族的阴谋又一次被挫败了。此事在法国历史上被称为“愚人日事件”，以此来嘲讽那些自以为是的贵族。

  两年以后，贼心不死的王弟加斯东策动朗格多克省长蒙莫朗西公爵反叛，黎塞留立即亲率大军将叛军击溃并俘获了蒙莫朗西公爵。蒙莫朗西家族在法国历史上占有主体地位，几代公爵为法王的事业浴血奋战，一直是王室所倚重的重要家族。此时的第四代蒙莫朗西公爵曾任法国元帅，为维护法国的领土完整立下了汗马功劳。被俘以后，无数的王公贵族前来为公爵求情，但铁面无私的黎塞留还是执意砍下了他的脑袋，并剥夺了其家族的领地。战功赫赫的元帅尚且无法幸免，其他的贵族一时人人自危，不敢再造次。

  在了反叛的王公贵族后，黎塞留又要处理日益严重的雨格诺派作乱问题。亨利四世在《南特敕令》中曾给予雨格诺派修筑堡垒和维持军队的特权，本意是希望以此来维护其合法权益，没想到雨格诺派却将这当作对抗政府的筹码。公元1627年，雨格诺派发动叛乱，黎塞留闻讯后率军围攻其大本营拉罗歇尔。拉罗歇尔是一座海港城市，地形十分特殊，城中的雨格诺派能够最终靠海路获得英国盟军源源不断的支援。黎塞留以炮兵轰击英国舰队，并下令在港口外修建了一道长长的堤坝阻挡英军进港。围城进行了一年多，拉罗歇尔最终弹尽粮绝，开门投降。

  面对战后法国社会上严惩雨格诺派的呼声，黎塞留表现得十分冷静，为避免宗教仇杀再度上演，他宽大地对待投降者并继续给予雨格诺派在担任公职上的平等权利，得到宽恕的雨格诺派也从此放弃了反叛，专心投入到工商业的发展之中，为法国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但黎塞留也并非毫无原则地宽容，他授意路易十三颁布了《阿莱斯恩典敕令》，在承认《南特敕令》赋予雨格诺派的各项权利的同时剥夺了其修筑堡垒和组织军队的特权。波旁王朝建立以后雨格诺派维持的“国中之国”从此不复存在，法王的权威得到了实质性的强化。

  黎塞留还十分注意政权建设，他发展和完善了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为绝对主义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保障。在中央，他在路易十三的同意下任命大臣协助自己处理政务，取代了过去由贵族把持的“国务会议”；在地方，他派驻总督掌握行政、司法、财政等权力，架空了由贵族担任的省长，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从制度上削弱了割据势力。他还下令出版《法兰西公报》，组织成立了法兰西研究院，在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力量来控制舆论和文化的发展。

  在经济上黎塞留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通过金银的积累来增强国力。他大力扶持海外贸易与殖民事业的发展，法国商人以冒险家的足迹开始慢慢的变多地出现在世界各地，为法国带回源源不断的财富。

  在黎塞留兢兢业业的努力下，“国王的崇高”正逐渐变为现实，他也开始着手实现“国王的荣耀”，力求将法国建设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当时最大的阻碍就是法国的宿敌哈布斯堡王朝，后者控制着德意志与西班牙的广大领土，并不遗余力地通过联姻等手段来构建对法国的包围圈。

  早在公元1618年，同样是由于宗教上的冲突，德意志爆发了“三十年战争”。黎塞留执政以后充分的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分裂，全力打击哈布斯堡王朝，将“三十年战争”扩大为一场国际战争。在执政初期，面对动荡不安的国内形势，黎塞留并没有贸然直接参战，而是通过资助盟友的方式来间接打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公元1625年，在法国的策动下，英国、荷兰、丹麦三个新教国家组成联盟，由丹麦派军参战；公元1630年，法国又资助图谋夺取北欧霸权的瑞典国王，使其率军进攻神圣罗马帝国；公元1635年，当法国国内的叛乱已基本全部被以后，黎塞留终于直接对哈布斯堡王朝宣战，法国从幕后走向前台，在两条战线上分别与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的军队展开战斗。为提升法军的战斗力，黎塞留改组军队，以自愿应征入伍的市民替代传统的服役贵族，严加训练，实现了法军战斗力质的飞跃，一次又一次打败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公元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法国成为此战最大的赢家，可惜的是黎塞留在公元1642年因病去世，没能看到法国取得的巨大战果，但他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打破哈布斯堡王朝对法国的封锁着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公元1642年弥留之际，当神父问黎塞留是否要宽恕自己的敌人时，这位铁面无私的首相坦言答道：“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他还在遗嘱中对路易十三说道：“严惩那些以蔑视国家法令为荣的个人，就是对公众做好事。”黎塞留一生树敌无数，但他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实现自身的两个目标，他也确实做到了，在他去世的时候，法王在国内“崇高”，在国际上“荣耀”，法国的国家实力和国家地位都明显提高，成为欧洲名副其实的霸主。

  但在“崇高”与“荣耀”之外，黎塞留的政策也给法国社会造成了不容忽视的伤害。这位首相太过热心于国家的“公益”，而几乎完全忽视了个人的“私利”，为实现强国目标，他对在法国社会中占有主体地位的贵族过于严苛，对平民大众也搜刮过重。在其执政期间，法国的贵族反叛和民众起义不断发生，虽然每次都被黎塞留残酷但仍此起彼伏。高压统治下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就像一股潜流，在无形中为不久后法国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

  黎塞留去世后不久，路易十三也在公元1643年撒手人寰，留下幼子路易继承王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即位时年仅5岁，比其父王即位时的年龄还要小，如此年幼的孩子显然无法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于是由王太后“奥地利的安娜”摄政，黎塞留的门生和助手马扎然担任首相，实际掌握国家权力。

  马扎然是意大利人，在青年时期就加入了效忠于教皇的耶稣会组织，曾在罗马教廷的军事、外交等重要部门任职，对当时欧洲的局势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公元1630年，马扎然受教皇委派前往法国，负责调和当时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矛盾。在法国任职期间，马扎然的才干得到了时任首相黎塞留的赏识，被委以重任，成为黎塞留的主要助手。后来马扎然正式加入了法国国籍，在黎塞留的推荐下担任了枢机主教并进入枢密院，开始为法王效力。黎塞留重病期间曾嘱咐路易十三在自己死后由马扎然接替自己的职位。

  路易十四在即位之初面临着与其父当年相同的困境——主少母弱，而当时的法国贵族们对于由一个意大利人来治理法国更是颇为不满，他们开始策划一场反对马扎然的宫廷阴谋。马扎然得到了王太后的信任——他是太后的情人——很快挫败了反对者，掌控了局势。当时的马扎然同时拥有王国首相、国王的教父、王太后的情人三种显赫的身份，这使他大权在握，得以继承黎塞留的遗志，完成恩师未竟的事业。

  马扎然执政之初正值三十年战争进入决胜阶段，急需大量军费，而经过长年战争的法国早已不堪重负。为取得争霸战争的最后胜利，马扎然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开征新税，通过搜刮百姓来聚敛财富，这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在黎塞留执政期间积累的诸多社会矛盾就此爆发，爆发了一场对专制王权威胁空前的政治危机——“福隆德运动”。

  “福隆德”一词来源于法文fronde，意为投石器，因此“福隆德运动”也被称为“投石党运动”。“福隆德”最初只是小孩子的一种玩具，后来因具备攻击性而遭到政府禁绝，因此其本身也承载了一种反抗现存秩序的意味。在这场以反对马扎然为核心诉求的运动之初，巴黎市民曾以“福隆德”为武器击碎马扎然及其支持者家里的玻璃，这种不起眼的小玩意也由此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代名词。

  “福隆德运动”分为两个阶段，根据其领导力量的不同，先后是“高等法院福隆德”和“亲王福隆德”。

  “高等法院福隆德”顾名思义是由高等法院领导的反抗运动。根据法国的政治传统，任何王室法令及国家法律在颁布以前需要在巴黎高等法院登记，法官们有权对其认为不合理的法令和法律进行诤谏。黎塞留执政期间大力强化王权，削弱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权力，马扎然上台后为节省政府开支又削减了法官们的薪金，这些都令法官们十分不满，双方的矛盾在长期酝酿后终于彻底激化。公元1648年，巴黎高等法院以马扎然政府的横征暴敛为由，联合各地法院提出了包括撤回国王派驻各地的总督、开征新税需经过高等法院同意、禁止政府随意逮捕等一系列诉求。这些诉求照顾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贵族、资产阶级以及巴黎市民都聚集在高等法院周围，共同向王室发难。

  运动刚开始时马扎然与王太后采取了强硬措施，他们下令逮捕了以布鲁塞尔为首的几位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试图以此来恫吓反抗者。得知领袖被捕，巴黎的市民们愤怒了，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在一夜之间修筑了1200多座街垒，将王宫团团围住，以此来逼迫马扎然放人。面对群情激奋的民众，马扎然退让了，他下令释放了布鲁塞尔等人。由于担心巴黎的形势进一步恶化，马扎然、王太后以及年幼的路易十四逃离了暴乱中的首都。不久后，站稳阵脚的马扎然开始策划反攻，派孔代亲王率军包围巴黎，准备一举消灭以巴黎高等法院为首的反对势力。此时巴黎的起义者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英国革命爆发、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消息从海峡对岸传来，进一步鼓舞了巴黎民众，他们要求推翻专制政体，建立英国式的立宪制国家；而最初领导起义的法官们则担心激进的人民起义会失去控制，最终危害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选择了与王室妥协。公元1649年，“高等法院福隆德”以王室重返巴黎而宣告结束。

  在“高等法院福隆德”结束后不久，又爆发了“亲王福隆德”。如果说前者还带有些许反抗专制统治的色彩，那后者则是彻头彻尾的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封建混战。在“高等法院福隆德”阶段，双方的冲突大多分布在在巴黎，耗时也相对较短，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而“亲王福隆德”则不同：在长达三年的内战中，战场遍及法国各地，而且有大量外国干涉军侵入，这使法国的国内局势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

  “亲王福隆德”的主要领导者是被称为“大孔代”的第四代孔代亲王。“大孔代”之父是法国的著名军事家，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立有赫赫战功，由于家族的原因，“大孔代”也很早就成为法军的统帅之一，并曾在“高等法院福隆德”期间领导过围攻巴黎的战役。

  在“高等法院福隆德”结束以后，“大孔代”自恃围攻巴黎有功，企图取马扎然而代之，岂料马扎然先下手为强，将孔代亲王及其支持者逮捕下狱，而这也点燃了内战的导火线。孔代亲王在巴黎被捕以后，其在外省的部下纷纷起兵造反，并与当时与法国为敌的西班牙、德意志等力量结盟共同进攻马扎然。面对强大的敌人，马扎然屈服了，他释放了孔代亲王试图以此来缓和局势，而反对者们则非要取其性命不可。野心勃勃的孔代亲王甚至与当时英国的护国公克伦威尔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要借助英国的力量推翻波旁王朝的统治，在法国建立一个共和国。局势日益恶化，路易十四迫于压力一度将马扎然罢免并放逐，可仍于事无补，潜藏在首都的叛乱者与孔代亲王里应外合，试图活捉路易十四与王太后，走投无路的王室被迫第二次逃离巴黎。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王室军队与叛乱者的军队冲突不断，外国干涉军穿插其间，加上各地盗匪横行，法国陷入了雨格诺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与动乱之中。相比于“高等法院福隆德”以反对政府横征暴敛为旗帜，“亲王福隆德”的起源是对权力的争夺，以孔代亲王为首的叛乱者既无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无合法的反抗理由，因此难以凝聚起广泛的社会共识来为自己服务，长期的战乱使普通民众深受其苦，也逐渐对叛乱者感到厌恶，转而渴望强大王权下的秩序与和平。对叛乱者更为不利的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叛乱者阵营内部慢慢的出现分化，路易十四与已经官复原职的马扎然逐渐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最终于公元1653年将“亲王福隆德”彻底。

  两次“福隆德运动”给法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法国打败的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东山再起，趁法国内战之际占据了法国的大片领土，黎塞留与路易十三苦心经营的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害。

  这场严重的政治危机还给路易十四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堪称一次改变历史的“童年阴影”。

  这种阴影一方面来自于王权的软弱无力。“福隆德运动”期间，许多人都以支持国王的名义来反对马扎然，可实际上心怀鬼胎，希望能够通过打倒这位强势的首相来架空甚至废黜路易十四，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私利。几年之间，路易十四和王太后在法官们的处心积虑和亲王的狼子野心之间颠沛流离，始终处在危险之中，丝毫没有国家统治者的尊严和荣耀，这使得路易十四从小便缺少安全感，因而极度渴望权力，正是在这种渴望的刺激下，他在亲政以后将法国的绝对君主制推向了顶峰；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巴黎的恐惧。在两次运动中，王国的首都都倒向了国王的反对者，包围王宫的街垒、群情激愤的“暴民”都使路易十四深为忌惮，唯恐日后再度受到首都的威胁，因而在运动结束后不久就着手兴建凡尔赛作为新的统治中心，黯然离开了巴黎——这个已作为法国首都近千年之久的城市。

  公元1661年，马扎然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叮嘱路易十四不要再设首相一职，而要亲自掌握权力。在“童年阴影”的刺激下，在教父遗言的感召下，“太阳王”冉冉升起，准备向法兰西发出“朕即国家”的神圣宣言。

  马扎然去世以后，时年23岁的路易十四亲政，开始了其长达54年的王者生涯。这位早年曾饱经动荡的年轻国王对当时盛行“君权神授”的理论深以为然，在其漫长的统治中始终以强化王权为己任，将法国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推向了顶峰。为防止王权旁落，路易十四在马扎然去世以后不再设首相一职，他向臣下宣称“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路易十四第一次将国王当成一种职业，他曾说：“国王通过工作进行统治，也正是为了工作才进行统治。”这位“工作狂”国王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自诩，在其跨世纪的统治中开创了属于自己和法兰西的辉煌。

  亲政后的路易十四决心成为一位强势的君主，不再像“福隆德运动”期间那样受人威胁，任人摆布，他对绝对君主制的强化程度在法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中央政府内他进行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以贵族为主的显贵会议及诸多政务委员会只承担咨询的职责，真正的行政权力则掌握在由他亲自任命的国务秘书手中。国务秘书由富有才干的资产者担任，他们出于感恩而对国王忠心耿耿。 对于在“福隆德运动”期间率先向国王发难的巴黎高等法院，路易十四焚毁了其在运动期间的登记册，同时剥夺了其对国王法令进行诤谏的权力，在遭到后，路易十四本人身着猎装、手执鞭子亲赴法院痛斥异议者，惊恐中的法官们乱了阵脚。在路易十四的不断打击下，高等法院最终沦为“国王法令的登记员”。

  路易十四对臣下的管束十分严格，严禁任何大臣不经其批准而直接颁布政令，对于行为有僭越者更是严惩不贷。在路易十四即位之初任财政总监的富歇利用职务之便聚敛了大量财富，肆无忌惮地铺张享乐。他曾斥巨资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花园式的城堡，并邀请国王前来参观，当路易十四惊讶地发现城堡的奢华程度竟远超其所拥有的众多宫殿时，心中难免有些忌妒。而真正令“太阳王”没办法忍受的是富歇毫不掩饰的野心：他在城堡内公然题有“我何处不去攀登”的字句，这不能不令敏感的路易十四感受到威胁。更令国王感到愤怒的是被财富冲昏了头脑的富歇竟然开始追求路易十四的一位情妇。也许是在国王的授意下，大臣柯尔伯在不久后公开上书揭露富歇的罪行，路易十四也顺水推舟，以贪赃枉法、买卖官职、意图谋反等罪名判处富歇终身监禁，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

  在地方，路易十四恢复了在“福隆德运动”期间被迫撤销的司法、治安和财政督办官，派遣亲信奔赴各地充任此职，监督由地方显贵担任的省长。而对于数量庞大、盘踞地方的贵族们，路易十四则采取了一项更为精明的措施。公元1672年，在凡尔赛兴建的新王宫落成，路易十四征召大批贵族入宫充当国王的侍臣。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路易十四制订了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国王起床、更衣、用膳、就寝等环节都有相应的仪式，并因此设立了一批诸如御膳官、御衣官等荣誉职位来封赐贵族。由于接近国王能够获得大量赏赐，而若不前往凡尔赛服务，国王便会以“我不认识他”为由拒绝封赏。在这样的环境下，接近国王、担任国王的近侍成为贵族们趋之若鹜的目标。路易十四还经常在凡尔赛宫中举办奢华的宴会，沉迷其中的贵族们从此只知享乐，再也无心于政治事务，几代法王用金戈铁马都难以降服的贵族就这样败在了路易十四的“糖衣炮弹”之下。

  路易十四还极力加强对法国天主教会的控制。自“阿维农之囚”事件以来，罗马教皇在法国的权威就已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法王先后取得了高级主教的任命权和教会财产的支配权。雄心勃勃的路易十四并不满足于此，他在公元1682年召集了法国的高级教士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四条款宣言》，重申王权独立于教权，罗马教皇不可以进行任何侵犯法国教会自由或权利的行为。虽然遭到了教皇的极力反对，《四条款宣言》还是被确定为法国天主教会的基本章程，一批支持此项宣言的教士被提拔到主教的位置上，成为路易十四进行精神控制的有力工具。

  在路易十四的“组合拳”之下，法国的王权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无论路易十四多么兢兢业业，面对繁重的国事，他总归无法事必躬亲，需要一些助手来协助他治理法国，上文提到的柯尔伯就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位。

  柯尔伯出生在法国兰斯的一个商人家庭，早年曾担任首相马扎然的管家。“福隆德运动”期间，马扎然出逃，柯尔伯则留在巴黎，一丝不苟地打理首相的财产，给马扎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因此平步青云，开始步入政界。柯尔伯从下级官吏做起，凭借其才干逐渐得到路易十四的赏识，而其资产者的出身也契合了路易十四打击贵族势力的需要，加上马扎然的举荐，他不久就担任了国务秘书的要职。在弹劾富歇后，柯尔伯接任财政总监一职，成为路易十四在财政方面的得力助手。

  柯尔伯继续奉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由政府直接出资兴办了一批王家手工作坊，鼓励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在国际上，柯尔伯充分的利用路易十四统治初期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开拓法国商品的海外市场，同时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防止法国的资金外流。为与英、荷等国争夺海外殖民地，他改组了东印度公司，并新建了西印度公司，全力支持殖民扩张，甚至还加入了罪恶的黑奴贸易。柯尔伯还关心法国农业的发展，通过税制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其生产的积极性。在他的努力下，法国的国库日益充实，经济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有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做后盾，路易十四开始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在争夺欧洲霸权热情上，路易十四比起父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晚年曾对未来的路易十五说过：“我太热爱战争了，在这方面你别学我。”在其亲政的54年中，法国竟有31年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可见路易十四对战争的狂热绝非说说而已。

  早在亲政之初，路易十四就表现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强硬姿态。公元1661年，法国与西班牙两国大使在瑞典驻伦敦大使馆门前因为谁先走的问题发生争执，冲突中法方的马匹被杀死、人员遭到殴打。路易十四获悉后极为震怒，他当即下令撤回法国驻西班牙的大使、驱逐西班牙驻法大使、中止两国边界谈判，同时派人告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他的岳父，若不向法国道歉并从此承认法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优先地位，他将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面对战争威胁，菲利普四世只得于次年派人赴法国，当着各国使节的面向路易十四道歉，并承诺西班牙大使今后将不再与法国大使竞争。

  虽说“外交无小事”，可比起表面上的荣誉，路易十四更渴望实实在在的领土与权力，其对外的征伐也将伴随着这种渴望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早先路易十四迎娶西班牙公主玛丽·泰雷兹之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曾承诺过一笔可观的领土嫁妆，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兑现，这给了路易十四发起战争的口实。公元1665年，菲利普四世去世，即位的查理二世年仅4岁，路易十四趁机向其提出领土要求，要求以玛丽王后的名义获得西属尼德兰地区。在遭到拒绝以后，路易十四于公元1667年御驾亲征，法军一路所向披靡，占领了西班牙的大片土地。次年，英国、瑞典、荷兰组成反法联盟公开干预此事，路易十四方才作罢，在签署了对法国十分有利的《亚琛条约》后凯旋。这场战争以王后的名义发起，因此被称为“王后权利战争”。

  初试身手便大获全胜，这更助长了路易十四的争霸野心。为报复在“王后权利战争”中的干涉，路易十四将矛头指向了荷兰，他首先以重金贿赂英王，将反法联盟拆散，随后于公元1672年亲率大军进攻荷兰。时任荷兰执政的“奥兰治的威廉”深知本国军队不是法军对手，于是一面下令掘开阿姆斯特丹的堤坝，试图以海水阻挡法军前进，一面则向欧洲敌视法国的势力求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丹麦国王以及一些德意志新教诸侯都先后派军援助荷兰，可无一例外地被法军击败。法荷战争持续了7年，到公元1679年战争结束时，法国以一己之力几乎打败了整个欧洲，达到了其对外扩张的顶峰，威名赫赫的“太阳王”也由此成为欧洲事务中的执牛耳者。在战后签订的《尼姆维根条约》中，霸道的路易十四一改以拉丁文签署国际条约的传统，开创了以法文拟定外交文件的先例，法文从此成为通行欧洲的主要外交文字。

  法荷战争的胜利冲昏了路易十四的头脑，他在战后不久设立了“属地收复裁决院”，以武力手段强制落实在先前各项条约中同意割让给法国的领土。法国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令欧洲各国深感不安，公元1688年，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瑞典、荷兰、英国组成“奥格斯堡联盟”共同对法国开战。战争初期法国尚占有一定优势，但连年的征战已极大地消耗了法国的国力，逐渐清醒过来的路易十四开始想到自己难以长期与整个欧洲抗衡，于是在公元1697年罢战求和。“奥格斯堡联盟战争”是法国对外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战争的失利遏止了法国扩张的进程，“太阳王”的霸业开始由盛转衰。

  公元1700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去世，由于没子嗣，查理二世生前指定路易十四的外孙、昂儒公爵菲利普继承西班牙王位，但同时规定法西两国不得合并。翌年，在菲利普赴西班牙登基后，路易十四以特旨的形式宣布其也同时拥有法国王位的继承权，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法西两国将在路易十四去世以后成为一个国家，这种“强强联合”的前景将会彻底颠覆欧洲既存的国际秩序，欧洲诸国在震惊之余立刻联合起来对法西两国开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进行了13年之久，最后以参战各方的妥协而宣告结束，菲利普继续拥有西班牙王位，但法西两国不得合并的底线也再次得到确认。随着如意算盘的落空，“太阳王”也渐渐日薄西山。

  在路易十四统治初期，得益于王权的强化和柯尔伯的精打细算，法国的经济一度出现了高涨的局面，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可连年的征战逐渐使王国的财政入不敷出。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法国的陆军从18万骤增至45万，海军拥有近200艘舰船，维持规模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自然需要一笔不菲的军费，而这笔钱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对百姓的搜刮。面对沉重的税赋，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法国的城市贫民起义和农民暴动频繁发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动摇了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

  与民众不满同时出现的是宗教上的争端。“雨格诺战争”结束以后亨利四世曾颁布《南特敕令》以弥合法国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裂痕，并规定此敕令永久有效。路易十四为实现其“一个信仰、一种法律、一位国王”的野心，抛弃了祖先留下的政治智慧，于公元1685年颁布了《枫丹白露敕令》，公然否定《南特敕令》，取消了新教在法国的合法地位。路易十四的狂妄给法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违心改宗与远走他乡之间，绝大多数法国雨格诺教徒选择了后者。《南特敕令》颁布以后，绝大多数法国雨格诺教徒投身于工商业，或成为富有的商人或成为娴熟的手工业者，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法军中效力。据不完全统计，《枫丹白露敕令》颁布以后，法国损失了40万人口、巨额财富以及2万训练有素的官兵，给法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了没有办法挽回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流亡的雨格诺教徒多半进入了欧洲其他敌视法国的国家：普鲁士迎来了大批经验比较丰富的手工作坊主，英国接纳了腰缠万贯的富商，荷兰得到了骁勇善战的军队，瑞士收留了技艺精湛的工匠，发展起了至今仍举世闻名的钟表制造业……为了“太阳王”的执念，法兰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中法两国之间真正开始了邦交往来。早在公元17世纪上半叶，就有个别的法籍耶稣会士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传教。公元1685年，5位法国传教士受路易十四委托正式造访中国，其中两位就是后来为国人所熟知的白晋、张诚。有趣的是，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正是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东西方两位伟大的君主就在各自的盛世中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白晋、张诚在中国期间，曾用金鸡纳治好了康熙帝的疟疾，因此深得信赖，康熙帝特意在紫禁城中拨给他们一所房子供生活、工作之用。法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之余，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风土人情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资料并传回法国，在法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连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中都有大量来自中国的装饰品。

  公元1715年，路易十四与世长辞，声名远扬的“太阳王”就此陨落。伏尔泰曾经说过：“不管有人怎样写文章反对他（指路易十四——作者），但是人民提起他的名字无不油然生敬，听到这一个名字无不联想到一个永远值得记忆的时代。”在位72年，亲政54载，在其跨越世纪的统治中，路易十四一手缔造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对法国乃至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路易十四带领法兰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但其穷兵黩武、挥霍无度也在无形中为波旁王朝的盛极而衰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