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三年幼之时便成为国王，在此后近半个世纪中，法国不是由国王亲自统治，而是由一个大臣用国王的名义统治的，此人便是红衣主教黎塞留。

  路易十三去世后，马扎然与年轻国王路易十四的母亲奧地利的安娜一起，继续执行黎塞留的政策，以扩大王室本已强大的权威，阻隔贵族与国王的接触。

  路易十三时期,贵族与国王的距离逐渐拉大,此事究竟是谁在主导呢?佩里安德森直言:黎塞留在1624年后成为法国的实际统治者。

  劳伊德穆特对此作了相似结论的分析，由于“路易十三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可接近。

  当他在说话或写信时，往往让人怀疑他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是重复别人的想法，因为路易十三因依赖他人而声名狼藉”。

  在他看来，尽管路易十三和黎塞留几乎每天见面或通信，但他们的信件就没有揭示出政策制定过程中两人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

  由于路易十三的评注往往很简短，并且主要是对黎塞留的建议做出回应，因此学者们普遍倾向于认为黎塞留是当时政策的实际负责人。

  两位主教努力使国王远离经常出入宫廷的贵族，从而将国王笼罩在一种威严的气氛中。

  这些做法似乎并不符合许多贵族对那个时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看法，使很多贵族感到困感和愤怒。国王被强制与贵族产生距离，贵族们很容易将所有的失望感归咎于黎塞留，这在17世纪的贵族成员庞蒂的抱怨声中表达的淋漓尽致。

  庞蒂说:“在长时间地服务国王之后，我本来希望能得到同样的报...我比别人要更加忠诚，别人却得到了可观的财富:而我呢，我此生所展示的忠诚与服务，国王远没有给我任何好处。”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抱怨，而是痛惜国王的处境，因为他对那些他认为是最忠实仆人的奖赏比他的大臣攫取财富的权力要小。”

  庞蒂还说，当路易十三想和他忠实的贵族私下交谈时，他不得不秘密地进行，就是因为黎塞留的监督。

  另一位贵族成员博韦昂尼斯告诉他的儿子:虽然国王想要满足贵族，但宫廷里的其他人却经常回避他的愿望;

  此外，他还直言不讳地提到了黎塞留的影响，他警告:说:“你可能会遇到比我更多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困难比我在宫廷里的时候要大得多。”其矛盾直指黎塞留。

  奥尔良贵族则称黎塞留是“公共和平的扰乱者、国王和王室的敌人、国家的破坏者、国家所有最好爵位的攫取者”。

  “我们可以认为，在庞蒂和博韦等贵族眼中，黎塞留的威权是17世纪初贵族与国王逐渐丧失接触渠道的关键原因，他的政策使得人类对于法国政治变革的方向产生了担忧。

  除了黎塞留成为众矢之的外，马扎然也没能幸免，在1648年及随后几年里，我们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期抗议的贵族圈子对马扎然的批评。

  有学者指出，法国历史上很少有政治家像路易十四时期的枢机主教马扎然那样，在1643年至1661年间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对，无论是个人本身还是政治政策“。

  在17世纪中期，巴黎出现了大量小册子和论文的印刷品，其中大部分都是用来攻击马扎然的(也有牵涉到黎塞留的)，因而以马扎然之名被称为“Mazarinades”。

  据理查德●伯尼对这些政治册子的研究，当时的批评者们从七个角度批评马扎然，涵盖了他的个性、权力的性质、他的财政、庇护网络和外交政策、战争，还有他在福隆德运动中扮演的角色;

  更有甚者还以滑稽的诗歌或讽刺性的散文讽刺马扎然的政策是在以牺牲国家利益来中饱私囊，攻击他与王太后私通，并且嘲笑马扎然的意大利口音。

  1643年，路易十三去世，他在遗嘱中进行了摄政安排，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旺多姆公爵和博福尔公爵。

  1643年，安娜太后在高等法院宜布路易十三的遗嘱无效，取消摄政委员会，高等法院授予安娜以全权。

  安娜起用马扎然为首相在这次对话中,安娜太后为擅政和与马扎然的暧昧自辩的形象活灵活现。

  总而言之，这些小册子作者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内容来替代马扎然的政策举措，而是通过抹黑马扎然和安娜太后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诸多批评、抹黑之中，有一种声音可以让我们注意。一位小册子作者说，在1651年路易十四成年后，国王是完全具备。

  亲政能力的，因此不需要摄政者和首相”，其目标直指首相马扎然的专权和恋权。

  根据一些小册子的说法，马扎然邪恶之处在于他没办法识别、奖励真正的美德，在他的领导下，“过失和罪恶会得到奖赏，而忠诚会受到惩罚。

  一位作家也抱怨说道:连邪恶和专横的塞亚努斯也允许提比略皇帝“奖励那些为或国家提供良好服务的人，马扎然难道不准备这样做吗?”

  这里提到的“忠诚”和“良好服务”值得关切，因为小册子作者显然是在抨击马扎然和黎塞留对什么人适合为君主服务所做出的选择。

  他们对两位首相将“忠诚”的美德和为国家提供“良好服务”的人排除在奖赏之外，这种举措令贵族无法容忍。

  如何改变这样的局面呢?在“Mazarinades”的作者看来，国王与周围人的腐败丝毫没有关系，为了结束这种持续存在的弊病，国王要自己掌握权力。

  1651年，贵族们期待召开三级会议，他们要求国王维护自己的权威，有贵族说:

  “陛下，不要允许您的臣民在您统治期间看到首相和这些叛徒卷土重来.....如此强大的力量(指首相的位置)对野心勃勃的人来说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有的作家以公正的观察者自居，他们试图说服贵族读者们忠诚和慷慨的品质对于为国王服务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

  1649年《慷慨廷臣的正确行为》的作者觉得，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只会增加对慷慨的仆人的需要，“因此国王一直需要让人信服的知己和慷慨的朋友。”

  他还认为保护强大君主的既不是财政也不是军队，不是士兵也不是胜利，而是真正的朋友。

  至于何谓“真正的朋友”，那就是慷慨的朝臣，“对国王来说，慷慨的朝臣是非常必要的朋友，国王会承认他的美德和尊敬他，让他靠近，就像装饰他皇冠的珍珠。”

  因此，这位作者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发出一种呼吁，贵族不应因为当前的宫廷气氛而气馁。

  因为在管理自己国家的事务时，国王需要“明智的忠告和朝臣的真诚友谊，因为只有谨慎和慷慨的灵魂才能很好地劝告国王。”

  在这种劝说背后，我们仍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贵族群体最为关心的事情仍然是国王与贵族应有的亲密关系，以及此种亲密关系所依赖的贵族美德。

  综上所述，面对黎塞留和马扎然强化国王权威和神秘感的政策取向，贵族群体中发生了激烈的批评、抗议与反讽。

  这些贵族不安的表现，有助于我们正真看到17世纪上半叶王室与旧贵族之间紧张的关系。许多批评的声音重在对自己和国王的亲密关系被切断表示不满，少有的劝慰声音也是在强调美德对于服务国王而言仍然是重要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